王夫之听完孙可望的话，其实也明白对方的决心和担心。特别是听到对方要尝试建立一套制衡自己权力的制度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看对人了。

　　无论孙可望是碍于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压力，还是发自心底的。对于王夫之来说，只要他做了，就足够了。而这些，也正是他将来要奉献一生的事业。

　　对于王夫之和黄宗羲这样的文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心研究自己的理论，创建一个传承千百代的学派，让天底下最优秀的一批学子听着自己讲学，跟着自己研究，然后把理论转化为政治实践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黄宗羲听完王夫之所说的一切之后，也十分心动。不过他和孙可望不熟，其实心里有点担心对方这是引蛇出洞，到时候把他们这些潜在的造反者一网打尽。

　　不过，就算如此，黄宗羲还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他的脑子里有太多东西了，若是有人给他官当，给他俸禄，就让他专门做这些，他又怎么拒绝得了呢？

　　其实，这个时期，不仅仅是黄宗羲和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这些跟倾向于务实反空谈，反专制的，力求改革制度的，华夏大地上仅仅是就王阳明心学的批判，维护都分成了许多派别，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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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其中不免会出现许多异端，或者说在后世看来祸国殃民的思想，但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并为之辩论，追求真理，才是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

　　错误不能带来进步，但是有人赞同错误，就会有人反对错误，在被事实验证之前，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这才有可能产生进步。

　　毕竟，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正确，理论也没问题，但就是实践不成功，那诡辩就毫无意义了，大众自然懂得选择。

　　而一个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是从理论，到制度，到技术，不断影响，相互促进的根本，否则便是肉眼可见的文化凋零，理论停滞，制度固化，技术落后

　　若是只有正确，绝对正确，不可质疑，那就不是哲学，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了。

　　这一点其实从明末的造反口号和原本历史上清末的造反口号可以看出，两百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人思想退步到了依靠宗教聚拢百姓，而不是明确提出改变生产力的政治纲领。

　　永历皇帝就没想过这些制度不制度，法律不法律的问题，更没有什么思考思想进步，文明未来的心思，他现在只想着活下去。

　　而且，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禅让之后，孙可望真的会饶过他。说不定随便找个人，就让自己意外病死了。

　　为此，永历还求助过李定国和郑成功，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两人都没有表现出要拯救他这个皇帝的意思，甚至除了敷衍之外，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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