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娃·查尔曼森结婚后，更加积极地参与犹太人事业。
这对年轻夫妇，加上他们的一些亲戚都提出移民去以色列的申请。
申请没有被批准。
库兹涅佐夫在狱中日记里这样形容他的经历：（在监狱里）有人会说：“以色列”这个字，并作一个猥裹的手势。
每当人们听到这样一个古老的笑话，就会明显地分成两派，一派赞同但人数极少，另一派人晦朔：“犹太人举家去以色列，你坐的火车会从北站开出！”（西伯利亚的方向。）
当你无时不刻地被这种喧嚣困扰，你又能怎么办
？你可以年复一年的等待，多少人都在这么做；你打好行装等待着……然后通知来了，（告诉你）移居国外的理由不足。
生活在半死半活之中，期待着某种结局，这就是不少“不准离境者”的绝望境地。
于是希莱尔·普特曼成了库兹涅佐夫夫妇的救星，他第一个向库兹涅佐夫夫妻建议“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离开，而不需要依靠申请，我们自己想办法”。
那天他们一起在隆布拉森林中散步，1941年**在当地反犹分子的协助下，**在这儿杀害了里加至少25，000名犹太居民。
他们走到立在大屠杀现场那块不怎么起眼的甚至有些简陋的纪念碑前，官方甚至没有为这桩惨案立个碑，而是一些勇敢的犹太青年在1963年的自发行为，当地政府对此也就眼开眼闭了。
里加的犹太人经常乘公共汽车去隆布拉森林，凭吊和怀念曾经发生过的悲惨事件，同时也为自己眼下的境遇而神伤。
普特曼和库兹涅佐夫夫妇谈到，再继续申请移民是徒劳无益的。
他们都觉得，除非发生戏剧性的突变，否则指望政府批准犹太人移民的概率太小了，毕竟有人申请了十多年，依然如此。
普特曼一开始提出要举行大规模绝食斗争。
但库兹涅佐夫则表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不如持续不断的递交离境申请来得靠谱。
监狱生涯让库兹涅佐夫的情绪和性格产生巨大转变，他认为需要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能才够表达出“不准离境者”绝望心境，这样或许可以促使当局高层直面这个问题，并且寻求来解决方案。
这需要有人下定赴汤蹈火的决心，紧紧抱成一团，采取激烈行动，来“击穿水坝以便让其他人突出去”，而这些人自己则准备经受炼狱的磨难。
说白了，要垂死挣扎求个鱼死……网肯定是不会破的。
他们继续在林中漫步，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是否有人跟踪，然后普特曼细声耳语道，“我们有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实际上，普特曼之前所谓绝食的话，无非是一种试探，来测试这对年轻夫妻的决心。
当然在后来起诉书中，这变成了“具有强烈的反侦察意识”。
显然他成功了
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普特曼接着开始谈细节。
库兹涅佐夫提出疑问：“总共多少人？这些人可靠吗？”
他们朝身后的森林望去，埋葬着几万犹太人人，他们都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这种场景下显然会给谈话者以不自觉的心理暗示。
“要么就是在这儿结束，”库兹涅佐立刻表示，这一刻他决定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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