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就是从事商业。随着大量有官绅背景地人加入到商人的行列里来，商人阶层的地位已经生了明显的变化，到了十九世纪末。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已经开始被人们重新认定，但中国上层有很多人对此仍然感觉到不那么“适应”。

　　孙纲为此和张之洞等人进行了多次恳谈，张之洞毕竟是在中国重工业方面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又是政务院参政之一，不做好他的工作，好多重要的展计划得不到他地配合，想实行起来应该是很困难的。

　　孙纲对张之洞说，“中国自古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因而国计民生。日益贫弱。而宋时凭工商之利，偏安一隅。犹得延国祚数百年，千载尚见诸史端，文人儒士视而不见者，诚可怪也，泰西诸国亦有士农工商之分，然未见有扬此抑彼者，其国之巨商亦可为显宦，多有因商使国得大利而获爵位者，民间倍受尊崇，无稍有歧视。今中国事事与西国相反，追美揖欧，岂非空言！官商本非一体，若强使合之，官权则大于商权，损商益官，势不可免，官权大而经营之道非官所长，商权弱又无利可图，久而官商渐行渐远，则其势可为乎？为今之计，莫若全改商办，官则按股抽红，或厘定时限，收回官本，厂则交由商民自主，商为获利当努力经营，官资亦无损而有增益，为两全之计也。”

　　孙纲的意见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刘坤一对张之洞说，“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免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若全由商办，其所收效果宁有涯矣！”

　　当时在座的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和工业部部长张謇及商业部部长盛宣怀也都对孙纲的看法表示支持，听了这么多人的意见，张之洞的心思总算活了，并在张謇的强烈要求下，同意把他创办的一系列工业企业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工业化企业（目前因为“官商争利”地关系都出现了一定地亏损）也全部改为“商办”，“为侪民之表率”。

　　既然张之洞都松口了，孙纲回去后和马商议之后，干脆把“北洋船政局”也改为“商办”，王炽和马及台湾林氏集团所帮助筹集解付的海军造舰经费折成股份，“按股分利”，江穆齐由董事会正式委任为北洋船政局总办，开始了他在中国造船业地传奇生涯。

　　“有时间咱们回旅顺一趟吧，把那边的事都料理一下，以后咱们就得长住京城了。”两个多月后，马对孙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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